政协委员：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保护劳动者

2012年，法国400多家大企业签署《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全国300万员工，旨在让职场父母有时间照顾孩子。6年后，法国推出放宽远程工作规定，劳工部长佩尼科更宣称，“职工在家办公是一项权利”。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让家长可以工作和带娃双线操作。

国情的不同导致了中国只能参考海外情况，不能照抄。而摆在中国面前更实际的问题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留守儿童”，能够做些什么。

1986年初，国家科委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他们在全国圈定了几个主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春等，在当地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调研，涉及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

当时中国还是每周单休制度，课题组发现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有制度工时的40%到60%。也就是说一周48小时工作时间，有近20小时都在摸鱼。

在调查问卷里，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题：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选哪一个？课题组觉得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大多数人肯定会选择“增加一天工资”，但结果是，80%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如今我们更多看得见的是互联公司员工如何被工作狂虐，但忽略了这批互联网公司职工的下一代孩子，他们的童年时代缺乏父母陪伴，长大后会对他们个人以及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群体是农村的“留守儿童”，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他们不幸的故事。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说“互联网留守儿童”是新一代的“留守儿童”，并非危言耸听。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互联网行业也只是城市众多行业中一个被媒体放大的行业，金融、广告媒体、医生等同样要996高强度工作的职业父母的孩子，面对的是同样困境。

用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博特的话来说：“十年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了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

回到上文中国家科委的研究课题，时任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武欣曾提到，要说服决策者，报告需要一个更亮眼的点。他在后来的报告中提到，五天工作制的最大亮点在于：缩短工时，客观上能调整社会的劳动总投入，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直接刺激消费[7]。

在离开国家科委之前，武欣曾研究过把工作日缩短到四天的可能性，但无疾而终。

参考资料：

[1]回响·破局中的职场人，腾讯新闻，BMW

[2]透视城市留守，中国青年报

[3]被压榨的一代，艾丽莎·奎特

[4]国企不再“办社会”社会服务职能谁来接？，中国经济周刊

[5]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学前教育，光明日报

[6]托儿所的“生”与“死”，澎湃新闻

[7]中国人是怎么过上双休日的，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