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焦灼症”可以放一放

　9年前,我曾经在美国旧金山采访199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斯坦利·普鲁西纳。这位疯牛病病原体朊蛋白(普里昂蛋白)的发现者,实际是在1972年开始这一研究,10年之后才发表论文,又过了15年,疯牛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这项发现才得到诺奖的认可。

　　其实,普鲁西纳的等待还不算长。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约翰·奥基夫,在1971年就发现了让其获奖的成果——大脑的位置细胞,43年之后才获奖。有统计发现,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从发表成果到最终获奖,平均年限是18年。如果以获奖者开始研究课题做起点,年限还会长得多。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基础科学研究往往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开始研究到出成果就很漫长,而且还未必能出成果。成果发表后,要经过同行的检验、评审,在本学科乃至社会的影响力慢慢显现,直到此时,才有可能列入诺奖候选名单。

　　对国家来讲同样如此。投资基础科学研究不仅“烧钱”,也“烧时间”。美国堪称诺贝尔科学奖的最大赢家。截至2013年,获得三大诺贝尔科学奖的美国籍科学家有240多人,占全球得奖者的70%。这一数字彰显了美国在全球科研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可数字背后,是美国自20世纪初开始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对基础科研的投资一直占全球之首。而且,除政府之外还有各种基金会等非政府机构在基础科研上花钱。

　　日本科学家经常出现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常令一些国人“羡慕妒忌恨”。可是更应该看到,日本与近现代科学技术接触的历史比中国长得多。日本科学界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与欧美学者密切交流,20世纪初就开始参与国际领先的科研项目,到1949年汤川秀树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期间也经历半个多世纪。而中国科学界与世界同行的交流,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

　　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的话,中国重视并且成规模地投资于基础科学研究,不过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力、财力较为充裕后的事,而中国研究人员真正参与“世界级”的科研项目,还不过是最近十年内的事。要中国科学家在短时间内就获得“科学皇冠”诺贝尔奖的认可,未免过于心急。

　　摆出这些客观因素,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科研就没有自己的问题。“打铁还须自身硬”。事实上,正因为中国大规模投资基础科学研究的时间还不算长,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说,以论文数量来考核科研人员,助长了急功近利的风气；科研经费分配使用不合理,降低了国家投资的效率；“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取向,往往使一些人才未能充分发挥其科研上的潜力。要革除这些弊端,还必须持续、深入的改革。

（编辑：衡阳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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