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的思索：我们如何更好应对？

目前各个省市陆续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美国、欧洲和日韩等国家已经从武汉撤侨。截至北京时间2月1日晚上，部分国家（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已宣布暂停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非本国人入境。

2003年的非典病毒及引起的严重肺炎（SARS），很多人仍记忆犹新。SARS病毒最终波及37个国家（地区）、感染8,000多人，死亡700多人，即使幸存下来的病人，却也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场SARS病毒，也给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了SRAS的前车之鉴，这次武汉新型病毒事件，我们能有什么样的预期？我们能学到什么、或者说将来我们在面临类似的疫情时如何能做的更好？

1、武汉病毒其实相对温和：它可能会弱化为人类常规的流感

根据著名学者钟南山院士等的估计，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武汉肺炎疫情，会在农历元宵节（2月8号）前后达到高峰，之后确诊病例数量不会大规模增加。海外学者的估计则相对较为悲观，按历史大规模流感的相关经验，预计在4至5月才能见顶。

我使用较为可靠的1月20日-1月28日国家及湖北卫健委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利用Excel软件自带的“预测工作表”功能（备注：尚未找到该功能涉及的具体算法），对未来确诊病例进行了初级的预测，仅供读者参考。1月29日-2月1日这4天的实际病例数，与预测模型基本吻合，处于预测上限和中位数之间。但是全国数据增速有上扬趋势（见下图A），而湖北地区之外的全国其它地区的数据增速开始出现稍微下降趋势（见下图B）。从1月27日起，全国湖北地区以外的病例数占全国的比例一直在40%左右，并同样并有稍微下降的趋势（2月1日为37%）。模型预测最乐观的拐点，对于全国是在2月3日（农历正月初十）；对于湖北省外全国其它地区，差不多从2月3日（农历正月初十）也开始趋于平台期。未来如果全国或者湖北省外地区的病例数增速下行、穿透预测的中位数线，则拐点可期。

目前，本次武汉病毒与2003年的非典病毒，有两个显著的区别。

一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此次毒性低很多，这是值得庆幸的。就目前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基本没有小于30岁的死亡案例，40至59岁的人死亡率也只有0.2%；未来更完善的统计数字可能显示死亡率更低；死亡主要发生在有基础疾病的高龄人群。二是有数据表明，有部分人虽然感染却没有症状。这种隐性感染者不易被发现，却能感染别人，这对疫情防控造成客观的困境、但也是必须接受的现实。

未来的趋势，2009年爆发的全球甲型流感（H1N1流感，也称猪流感）案例特别值得我们借鉴。按WHO的官方统计，该次病毒全球确诊的病例共有622,482例，死亡18,500人，死亡率为3%左右，或者说和目前武汉病毒肺炎导致的死亡率相近。H1N1病毒的感染率很高，有22-33%左右与确诊病人接触的人会受到感染，远高于普通流感的5-15%。有学者通过模型计算认为全球死亡人数存在严重低估，实际数据应该高10倍。但是就是这个后者的数字，也和全球每年普通流感季节的死亡人数差不多。类似地，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的估算，H1N1病毒导致的美国死亡人数在8,870 和18,300之间，与其正常的流感季节死亡数据也不相上下。如根据美国CDC的最新数据，2019-2020美国流感季节感染人数在1千5百万到2千1百万，死亡人数估计在8,200-20,000之间。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宣布此次病毒流感为全国紧急事件。最终，H1N1流感并没有完全控制住，相反却变成了人类季节性流感的一部分；WHO甚至放弃了要求各国通报病例，最终放弃了对疫情的统计。

未来武汉新型病毒很可能经过不断变异，最终毒性变弱，成为人类流感的一部分。

2、将疫情预警交给科学和公众：大规模流行病的案例教育

谁也不能否认，任何国家或者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都需要考虑政治因素。但是，大规模的流行病则需要更多地交给科学和专业，因为病毒不会跟我们讲政治。及时预警有利于公众科学地判断和预防。这次武汉新型病毒爆发，有很多迹象表明，前期疫情的披露做的不够充分，与当年非典的初期反应有惊人的相似。其中，有两个非常标志性的发展拐点。

第一，直到1月18日之前，武汉公开通报的确诊感染人数只有41例。但根据中国大陆外报道的病例等信息，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的学者公布了他们的模型计算结果，认为武汉地区的感染病例已经达到1,700左右。随后，武汉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开始显著上升，20日达到270例（全国其它地区为21例）。

第二，有证据表明在去年12月武汉已经出现人传人的迹象，武汉医务人员的感染最早应该发生于1月11日或者之前，但是有关专家当时只是谨慎地作出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的保守结论。直到1月20日晚上，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首次公开明确存在人传人，而且披露武汉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此后，中央政府迅速开始全国大动员，形势才迅速扭转，武汉于1月23日实施封城。

因为疫情披露不及时，国家错过了一些关键的防控时机。根据武汉市政府公布的数据，“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到1月26日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根据《第一财经》的统计其中30%-40%流向湖北省外和境外。直到1月20日之前，有目击者说武汉市面还是一片祥和，在1月18日还举办了有4万多家庭参加、13,986道菜品的“万家宴”。虽然武汉1月16日启动了人群筛查措施，但是机场等重要场所的相关措施并不到位。 “华南海鲜市场”直到1月1日才关闭，同一天武汉警方还处理了8人“散布疫情谣言”。后来大家发现，这8人都是医生，其披露的信息也是基本正确的。

1月20日以来，我国政府布局的武汉病毒防疫工作，再次证明了我国具备应对危机的强大制度优势。美国一个晚间节目甚至调侃中国10天能建成1家医院，美国10天却安装不了1个家庭的有线电视。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大规模病毒流行事件中，能更多尊重科学、遵循医学规律，更加及时和透明地向公众披露疫情（哪怕病原体不明时），则有助于我国把应对危机的强大制度优势转为预防危机的强大制度优势，避免或者减少社会经济巨大代价和危机。有人估计，此次武汉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远大于2003年的SARS，而且可能威胁我国制造业的国际性产业链优势。

（编辑：衡阳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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