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的思索：我们如何更好应对？

显然，有部分人担心疫情披露会导致公众恐慌，但是公众恐慌甚至反应过度，都好过隐瞒，好过因此导致公众麻痹误判，引发大规模的疫情。这次武汉病毒事件，就是生命的重大教训、经济发展的重大教训、社会运行的重大教训。此外，我国也有必要通过若干疫情事件的“案例教育”，让公众逐步学习用科学的态度防疫。北京市民因为经过2003年的非典，相信能更科学、更有效地应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西方国家常年发生严重流感等公共卫生危机，包括上述的2009年猪流感，但公众一般普遍反应非常淡定，按部就班科学地对付疫情。2019年11月，北京曾经收治过两例的鼠疫患者，但是北京市政府及时向公众做了通报，社会总体反应平静，并没有引起恐慌。

此外，借鉴北京2003年非典的经验，我国也需要尽快建立社区防控的标准工作体系（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考虑，不可能长时间封闭（lockdown），人也不可能长期“宅在家中”。更现实的中长期防疫手段，是加强“社区防控”，每个小区、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做好辖区内的工作，有效处置发生的病例。然后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小汤山模式” 医院，收治和隔离病人，管控更大地区的疫情。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市采取的这种模式是成功的。

结合我国的体制优势，同时在防疫等非政治的专业领域，多学习先进的国际经验，可建立一个优势的国家防控体系。比如建立防疫医用物质的国家战略储备，特别是公众和医院的基本物质需求如口罩和防护服。这次疫情，又恰逢春节假期，基础的医用物质供应非常短缺。武汉协和医院公开向公众请求支援；有基层工作人员抱怨，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口罩”。大年初三，我曾横跨广州的几个城区，却买不到一个医用外科口罩，而且也得不到权威的供应信息。美国CDC建有相关的战略物质储备（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SNS）。在2009年4月猪流感爆发时，CDC就释放了其25%的库存，包括1,100万剂的抗病毒药物、39,000万件的防护用品。我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制造能力，建立一个防疫物质国家战略储备。以口罩为例，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中国每日最大产能为2000多万个，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全球约50%。

3、美味与公共卫生安全兼顾：尽快启动野生动物食用相关的修法或者立法

本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三次席卷全球的严重冠状病毒事件。第一次是SARS，第二次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第三次是这次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但是非典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有很深的人为因素。一个普遍的科学共识，SARS病毒起源于广东省当时比较普遍的食用野生动物现象。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有学者估计，存在170万种动物病毒尚未为人类所知。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对相关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或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入其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大幅增加，导致了病毒从动物向人类扩散。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基本可以确定源头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贩卖场所。

这次疫情导致中国大陆周边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生负面的情绪。这些值得我们深思，君子求诸于己，一个大国更需要求诸于己。当前，我国国内和国际交通迅速便利，人口流动巨大，使得病毒传染更加难以控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应该负起大国的责任，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结合考虑我国悠久的饮食文化传统，迅速修法或者立法规范野生动物食用，防止引起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更多是针对国家保护动物目录的野生动物；由林业部门主管的野生动物驯养食用存在明显的问题，非法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情况突出。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建议相关修法或者立法包括如下关键条文：

1）允许有限野生动物品种的规模化养殖，发放有限数量的特许经营证，并接受卫生检疫部门的监控。

2）合规的野生动物在合规的统一屠宰场加工后，以冷冻真空包装方式发售。打造规范的加工企业。

3）彻底取缔（如华南海鲜市场类型的）野生动物公开屠宰场所，全面禁止网络（特别是电商平台）销售野生动物。只要杜绝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以及网络的野生动物公开交易，则其它私人的或者偏远地方的零星不规范行为，哪怕鞭长莫及，也并不足以构成大规模病毒流行的风险。

天佑我们的祖国！

出品| 新浪科技《科学大家》

撰文| 林章凛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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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衡阳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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