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内战：高管要利润，员工要价值观，谁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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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有些反应惹恼了罢工组织者。他们认为，高管们的支持是一种尝试，目的是将此次罢工重塑为某种得到批准的公司“野餐”。有人问道，如果波拉特支持罢工，那她为什么不利用自己作为高管层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的要求？不久之后，麦克米伦和琼斯都辞职了，并称他们发现公司的反应很懒散。对于琼斯来说，最大的失望是该公司不愿遵守罢工组织者要求在董事会中增加工人代表的要求。她表示:“员工们非常善于理解这些问题。”她很高兴人们留下来战斗，但她觉得筋疲力尽了。
实际上，谷歌管理层已经表现出愿意倾听员工意见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还愿意为此做出改变。谷歌表示，该公司已经变得过度依赖 TGIF，但其现在规模太大，范围太广，无法在每周一个小时的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谷歌正在尝试增加不同的论坛，比如专注于单一主题的会议，比如最近发布的《多样性报告》。 菲茨帕特里克说:“当我们开始看到人们举起手，并称‘我的声音没有得到足够的倾听’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介入其中。”为了平息其内部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不文明互动，谷歌新的“社区指南”禁止在任何工作文件中污辱和提及性行为，并要求每个在线群组都有一名群主，而且群主必须经过培训。该公司还修改了性骚扰等问题的内部报告渠道。 谷歌的罢工组织者称自己为“有权发声的多数人”，此前一名员工公开称他们为“有权发声的少数人”。不管这个群组的规模有多大，不可否认的是，其在谷歌决定不续签 Project Maven 合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谷歌的员工也开始在公司之外施展他们的影响力。谷歌唯一满足的罢工要求是取消强制仲裁，此前该公司曾要求员工私下解决与公司的纠纷。许多谷歌员工已经向华盛顿发起了挑战，他们正在推动立法禁止这种做法。已经在谷歌工作了 8 年的维姬·塔尔迪福（Vicki?Tardif）称：“国会议员们会见了谷歌的员工，而没有接见 Chipotle 的员工。”她说，如果他们能够帮助推动某些事情，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取得了成效。 “我们不会闭嘴保持沉默” 今年 4 月份，谷歌内部的冲突达到了新的水平，当时参与策划罢工的两名女性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和克莱尔·斯泰普顿(Claire Stapleton)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谷歌对她们组织罢工活动进行报复。惠特克写道，在 AI 委员会被解散后，她被告知，要想继续留在公司，她必须放弃自己在谷歌和她共同创建的外部组织 AI Now Institute 的 AI 伦理研究。 斯泰普顿也称，在谷歌工作了近 12 年之后，她在罢工两个月后被告知，她将被降职，之后她应该请病假，即使她没有生病。她写道，直到她聘请了律师，谷歌才进行了调查，并撤回了降职决定。斯泰普顿对《财富》杂志表示:“我们正在利用对谷歌构成生存威胁的东西。”当天，该公司发表声明回应她们的指控，称没有报复行为，公司禁止“在工作场所进行报复，并调查所有指控”。 对有些员工而言，报复指控是迄今针对该公司的最严重指控。许多罢工组织工作是由现场可靠性工程师(SRE)领导的，他们的职责是运营谷歌运行的最关键服务。当某样东西坏了，他们会被叫去修理。他们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和诊断，并期望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问题。本身也是 SRE 的琼斯称：“你必须去寻找弱点。当你认为人们试图快速解决的事情不合适时，你也要去挑战他们。” 在 SRE 的世界里，有个概念叫做“事后无过失”（blameless postmortem），这是一种回顾过去所犯错误的方式，但不会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人。在谷歌工作了近 5 年的隐私工程师塔里克·尤素福(Tariq Yusuf)表示：“这是谷歌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让人能够大胆剖析出问题的能力。但报复消除了能够安全提出问题的核心阻碍，整个过程因此而崩溃。” 罢工组织者已经开始将他们的策略贴上劳工组织的标签，而此前许多人始终在避免这么做，因为他们担心，对于传统上更倾向于与管理层保持一致的劳动者来说，这样做会令人感到不快。在 Project Maven 争议期间，许多员工进行了“面试罢工”，拒绝参加面试和招聘应聘者的活动。这是一种抗议形式，加快了谷歌对报复指控的回应。 5 月 1 日，罢工结束 6 个月后的国际劳动节，谷歌员工们采取了另一种老派的劳工组织策略，即举行静坐抗议，以应对报复。在纽约，抗议员工的情绪显得十分压抑，就像守夜那样。数百名员工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所面临的各种报复。有些人在哭泣，甚至有人说要组建联盟。惠特克表示:“我们不会让出已经获得的权益，我们也不会闭嘴沉默下去。”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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