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褚时健把最苦的人生种出了甜味

（原标题：吴晓波：他把最苦的人生种出了甜味）

这一生大起大落，五十岁称王，七十岁入狱，八十岁种橙，九十一岁终走了；

那岁月有甜有苦，高峰处有风，低谷时有光，激流涤残躯，哀牢山上看风景。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3月5日一大早，李黎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的家门口。前夜他赶最后一班飞机从昆明飞杭州，是要亲手送一份请柬给我。

褚时健和马静芬老夫妻要办一个褚马学院，3月26日有一个成立仪式，“传承褚橙精神，建构中国企业家的精气神”。

昨天早晨收到请柬

下午传来褚老去世的噩耗

李黎告诉我，褚老91岁了，糖尿病很严重，前段时间住了医院，人瘦得只剩下50多公斤了。

匆匆临别，我让他代向二老问好，争取20天后昆明见。

下午两点，突然传来褚时健去世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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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出现在我的书中有两回，一次是入狱，一次是种橙。

1980年代，他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以十七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计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

可是，他到1996年却因贪获罪。据检察系统的侦查，褚时健贪污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在当年，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按律难逃死罪。

事发之后，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随着案情侦查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褚时健受审现场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

“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在1998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一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千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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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最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记者刘建强记录了一个传闻：“保外就医后，政府给褚时健立了一个账户，里面存了几十万元钱，作为看病费用。没过多长时间，账户里的钱变成了几百万，都不知道是谁存进去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独上哀牢山是一次“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

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为保护橙林不被大风损坏

褚时健每天起早检查

这宛如是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成长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境”。面对这一场景，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同理心，构成集体心理的强烈回应，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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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重新回到大众面前是2012年，以十分戏剧性的方式。

过去的十年里，他一直在种甜橙。

2003年，刚刚登完云南哈巴雪山的王石顺道去看望褚时健，在哀牢山的一个小山坳里，他看见70多岁的老人蹲在路边与一个铺设水管的工人讨价还价，工人开价80元，老人还价60元。

站在一块荒地前，王石指着一尺多高的果苗问褚时健：“什么时候能挂上果？”褚答：“五六年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