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中国手机历史性崛起：从边缘到未来中心的战略进化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的智能手机行业已成为一个英雄辈出、活力无限的领域。在这个行业里，大家见过恐龙的灭绝，见过武士赢得了闪亮的盔甲之后又再次丢失，今天还被奉为真理的事情明天就可能变成了失败的导火线。在这样一场智慧和创造力相互角逐的极限战争中，有人在保卫战略中心地位，有人在创造新的边缘机会，但所有玩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为新一代霸主。

常识是：我们都知道，想要成功就必须高度聚焦;悖论在于：现实往往只能是“资源有限下的聚焦”。如果过分聚焦，这会直接导致你无法调整自身，从而无法跟得上外界变化万千的世界。在生物进化中，那些拥有某一方面超长特质的动物都因周围环境的变化而灭绝了;如果企业过分聚焦，那么就很难快速改变它们的焦点适应新变化，无法从中心走到边缘的未来中心，时代变了就会被淘汰。

不得不承认，这其实是一个前后为难的局面。也正因如此，那些冉冉升起的新星和过气英雄的故事才让我们如此着迷。

回顾手机行业历史：手机作为智能消费电子的产业发展起步于2007年。那一年，苹果的iPhone横空出世，掀起了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把手机从只能接听电话的仪器变成了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电脑。

这并不是一场技术革命，毕竟这些技术此前就已经存在了。苹果是将这些既有的技术重新打包，从而改变了大家对于手机的认识(其实苹果都算不上是自己研发出这个新技术组合，而是从剑桥大学的计算机系直接拿走了名为“零食”原形)。

对于此前从未涉足过通信行业的苹果来说，这绝对是一场战略性的创新，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变革。早在1990年代他们曾经尝试过开发名为牛顿的PDA私人电子助手，但并未获得成功。

手机从而变成了“通讯与娱乐”等功能集成工具，这一改变引发了产业内部的巨变。最直接的结果：市场的领头羊，诺基亚，虽然可以做出最好的移动电话，并且还赢得了很多设计大奖。然而却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并于2015年退出了手机产业(后重新复出)。

亚洲市场的中国、韩国在过去不断增长而且还高手云集，这些手机厂商都时刻紧盯着这可以用来通话、视讯会议、游戏、照相、存储的灵活的智能手机，他们时刻准备着，并且也有能力，可以利用好每一个隐藏在这小小手机背后的机会。

而在诺基亚走下神坛的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在2011年之后，中国智能手机行业经过长时间孕育，在3G和4G的切换时间窗口里，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由此而生。而之前的诺基亚、TCL、波导、HTC、三星甚至苹果等长期站在行业中心的巨头，就是被这一系列的“边缘”人和事儿打下了神坛。

本文，我们力求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华为、荣耀、小米、OPPO和vivo这些中国手机历史性崛起的深刻逻辑在于行业领先的战略能力，在这场世界性的顶级公司参与的强手争霸中，中国手机品牌不仅学习对手，也不断从自身的边缘视角寻求机遇。

历史：中心化傲慢让国际巨头衰落

先从一个生动的故事谈起。

2013年秋，OPPO越南负责人Jacky把200万美金拍到桌子上，对控制越南40%手机零售市场的移动世界老板Tom(化名)说：只要你们让OPPO进店，这200万美金是一年的利润保证金，你们稳赚不赔。

这是越南调研中一位经销商绘声绘色讲起的，他想表达的就是OPPO在越南如何从四大渠道垄断巨头的缝隙里打响和三星的争夺战。

那时候的OPPO刚刚在国内稳住阵脚，但已经将目光投向东南亚的越南、印尼等和中国市场相近的人口大国。而OPPO在当地启用的合伙人年轻得让人难以理解，这些25、26岁的年轻人在2016年的年收入就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对应越南平均月工资1500元左右。

而当时主导越南市场的三星的中高层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采用传统的跨国公司运营矩阵，稳扎稳打。OPPO作为挑战者却剑走偏锋，形成了一个高度垂直、年轻人主导的竞争性组织。

从移动世界的角度看，他们觉得市场为零的OPPO还没有零售阵地就开始砸广告是非常冒险的，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还是理性的接受了这位挑战者，这也有了后来OPPO在越南的快速崛起。2019年OPPO在越南的市场销售份额超过15%。

与OPPO的豪迈相应的，是华为历史性投入手机行业的战略决心。更早一点，2011年的华为三亚内部会议应该说是华为终端乃至集团的历史性转折，之前的华为B2B业务几乎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某运营商高层曾公开对媒体讲：“用华为的设备我们股价会跌”。

诚然，作为民营企业的华为在与中兴的竞争中天然不具备民族企业的势能高地。在经历了2002年的绝境，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的全球性挑战，华为勉强生存，且清晰的认知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稳定的现金流就是几万人的生路。

而此刻，手机成为了集团边缘业务中有着“奔小康”潜力的一个选择。一位在华为工作20多年的老华为员工私下抱怨说：“之前运营商的兄弟也看不起华为手机，都用苹果，只觉得通讯网络是华为技术制高点”。

这或许也是激励新终端核心缔造者余承东及奋斗者们的一个心结，他在2012年被调任终端时，客观讲，这是一个“边缘的事业”。好处在于，他可以聚焦一个更广阔的战场，可以自由发明创造。

再回顾一下手机行业领袖的成长轨迹。虽然早在2001年左右，陈明永就作为步步高的少数派有了单干MP3的行动，但直到2008年，OPPO都没有脱离长期以来公司做消费电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机会主义。有理由判断陈明永也是从旧的母体边缘，一步步走出来找食吃的“边缘领导者”。

在2015年的R7旗舰以1300万台碾压对手之前，这家公司还谈不上什么霸气，甚至底气。陈明永和余承东的起步相同点在于彼此都是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显然余具有研发基因和惯性，陈具有工厂运营的惯性且高度关注年轻用户体验。

这两位现在的行业领袖与那时已经处于商界中心位置但渴望大成的雷军也算类似，承载雷军远大理想的金山软件一直在微软windows面前不温不火，但他不甘于平庸。

而vivo的当家人沈炜和段永平一样本是江西人，或许因为长期在深圳奋斗的缘故，明显带有广东人的实用主义，更多的传承了段做企业的低调和简单，但他能够让vivo脱离步步高时代频繁调整产品的惯性，不断下重注也展现了他的不同。

（编辑：衡阳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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