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

回到香港一年了，郑嘉森再度谈起北京，他觉得北京的青年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仿佛很轻松，没有那么多包袱，北漂就是一心工作。而香港青年有一种执念，无法把租房作为常态，很多人觉得奋斗出一套房子就是人生目标。

“……这可能是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人是创业者。”

“可能是，但是一万个香港大学生里面，都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创业的。”郑嘉森认真地说。

郑嘉森觉得，这可能和香港整体创业气氛有关，经济地产化，没有创新引领者。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港大举办过的几场创业分享会大都听者寥寥。“社会没有榜样，比如李嘉诚做的事情就是买卖房子，把地屯起来，这个东西不需要创新。”他说，“你看到了，香港没有一个马云。”

Tower 535是铜锣湾耀眼的地标写字楼，驻扎的大都是外资企业，基本没有创业公司在里面，这带给郑嘉森一种奇妙的孤独感。加上创业终于走上了正轨，曾经的忧惧不在，心境甚至有一种匹马行军的壮阔。

回家了，再也没有那么重的焦灼需要用酒来融化，李维乐恢复了室外跑步的习惯。熟悉和秩序回到了他的生活里，另一些熟悉的东西渐渐离开。比如，香港的外卖公司主要来自德国、英国和日本，一份外卖配送二三十元，这个价格他已经没办法习惯了。

当年，在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上下铺和三张办公桌的小房子里，夜生活就是滔滔不绝的讨论、新送来冒着热气的烤肉，还有冰镇可乐。

从英国、日本到香港，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有付小费的习惯，外卖员连连感谢，有时停下和他们聊一会儿。他们从这些碎片里窥见，一个没什么学历的普通劳动者，可以在一个机会蓬勃的社会用劳动换取不错的收入，养活全家;他们也看到有些外卖员蒙着灰云的脸，碰撞剐蹭，甚至受伤。

他慢慢读出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缜密和保守，香港的电动车没有立法，外卖只能用货车，成本很高;而立法需要考虑各个方面，通常是一个极为冗长的过程。

李维乐说，在北京的时候，他很关注国家的政策动向，总理说支持创业，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区每一个政府，都在做各种东西支持创新。但香港的燃眉之事是解决民生、矛盾、楼价，或许没工夫考虑创新。

晚饭后和家人坐在一起闲聊，李维乐向他们介绍在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比如滴滴收购了Uber，Uber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公司之一。这个结果，当时让他震撼许久，而过程更是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家人听得入神，可是那也只是故事。而在北京，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它们就是生活，耳濡目染，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

另外，讨论这件事情时，李维乐发现香港人有一个有趣的默契，可能来自骨子里的秩序感，他们特别敏感的一个点是：“微信屏蔽Uber公众号，不少人觉得是策略性干扰市场。”

英雄地，斗兽场。很多回忆让他们怅然，还好前路更长。

在香港人北京老乡会号称“最老北漂”的冯先生对我说，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来内地的创业者，那时香港人拥有语言和眼界的优势，如鱼得水;现在过来的香港年轻人遇到挫折很平常，但是走走看看，一定是好事。而且狮子山下的创业精神，照耀着香港经济起飞的那些年，现在，它应该被传承下去。

当初，在融资之前，李维乐本来决定用在日本攒的钱“烧创业”，最后其实没损失太多，可这过程心急火燎，但现在想，那笔钱如果付了北京2015年的首付……

“开玩笑啦。”他笑着说。“这所有一切，包括从日本辞职，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些经历是最重要的财富。”

(文中郑嘉森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衡阳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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