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

喝了几天梨汤之后，父母只得妥协。这次叛逆引起的风浪比第一次要小，第一次他把母亲气病了。从港大毕业之后，李维乐通过全球招聘计划去了东京一间非常大的公司做财务顾问，公司属于综合商社，薪金非常高，信誉也高，入职第一年就可以在东京买房子，无需付首付。

还有一个父母辈特别看重的优点：稳定。“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辈子不可能给你开除，工资每年怎么涨一眼看到退休。”李维乐说，可是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2014年冬天，东京雪景很美的季节，反复斟酌猎头的邮件四个月后，李维乐辞职去了深圳一家临近融资的手游公司，协助财务整合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被创业的激情感染，总经理并不是西装革履面容深沉，而是可以跳到桌子上说话，那些话是那样激荡人心，他沉浸在那份工作里，自己的野心也渐渐萌发成长。

再过半年，他去了心目中神秘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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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郑嘉森在宿舍吃午饭的时候接到了李维乐的电话，说是找到了一个在微软工作的技术合伙人，对方答应先合作，待融资落实就辞职。电话里的朋友很开心，他却觉得心悬了起来。郑嘉森和李维乐在大学是一个宿舍的朋友，毕业后去英国读法律硕士。创业的代价是休学，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想了很久，仍很犹豫。学校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他心乱如麻时习惯去那里散步，湖里有几只白天鹅，像丝绸一样轻轻漂在水面上。

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女朋友是温州人，父亲早年修皮鞋，白手起家办了间皮鞋厂，前些年温州企业遭遇倒闭潮，女朋友家的厂子顺势关掉了，父母拿着那些钱放贷，现在生活很好。尽管创业意味着暂时的分离，女友仍然支持他。

有时候，两个人会聊起彼此成长的经历。早年近似于野蛮生长的温州企业家，唯一能够抓在手里的只有机会，这个观念浸润在女友的成长和父母对她的言传身教中。对于出身律师家庭、从小按部就班的郑嘉森来说，那些描述散发出新奇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就开始向往。

“这个时候创业的机会就在互联网。”女友的肯定给了郑嘉森许多力量。

这个创业的点子，他和李维乐讨论过几个月，想法从两个人的海外经历中发芽。核心是“社交购物”，区别于传统电商的地方在于：人和人之间通过平台交互，产生购物模式，比如喜欢旅游的人会在平台分享看到的新东西，有人想要，就通过平台跟随，请去旅游或者定居在那里的人购买寄送，利润可以覆盖一部分旅费，以这样的方式联通全球偏僻新奇的物品，购买和发布的东西都将积累为平台内容和影响力的扩展源。

“这是在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郑嘉森记得朋友在电话里自信的声音。他长住英国，找他代购的小伙伴很多，隐约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他们为此做过一次试验：小时候很多人养过挂在钥匙扣上的电子宠物鸡，在国内早就没有了，日本还在生产。他们批发了几十个挂在社交网站上卖，挑起一波对童年记忆的感慨，小鸡也一下子卖空了。

想法被证明的感觉很美好，可是创业者的问题，或许就是急于把种子想象成玫瑰花。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顺利，李维乐的同事帮他联系的投资人对共享经济很感兴趣，但投资的前提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去北京前，郑嘉森、李维乐、技术合伙人和投资人在广州深谈，似乎“大家都特别有信心”。握手言别，感觉梦想一下子就有了真实的分量。

再度飞回英国，郑嘉森还是交了休学申请，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同学，真正的原因是要去创业。

郑嘉森比李维乐提前几天飞抵北京，直接搭计程车去了网上预订的短租公寓，在清华大学附近。他和李维乐上下铺，房间不算小，但是没有窗户，200元一天。因为“没有隐私感”，两个人白天尽量不在室内。

第一周熟悉北京城。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中国内地人不少，带着李维乐练普通话。可第二天出门购买生活用品，他向售货员反复说：“我要胶袋，胶袋。”售货员拿起一个透明胶疑惑地看着郑嘉森，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付钱离开。他要的是塑料袋。

初来北京的半个月像一次平淡的探险。郑嘉森把每一天的事情记在facebook上：在地铁里迷路，丢了一次手机，在闲鱼里淘旧办公桌和椅子没注意地址，拉车的运费足够买新的。还有戴着防霾口罩的照片，被一群香港朋友评价“像超人”、“外星人”……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在北京的第一个生日，郑嘉森收到这个祝福。

“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车开太快了，有些不敢过路。”郑嘉森毫不思索。

一切都太快了，创业的梦想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一年半时间。

在车库咖啡，李维乐和郑嘉森给胎死腹中的App起了一个简短有力的英文名字，中文翻译是“若驰”。英文名字后来用于香港的二次创业，中文名终究没有真正启用。

投资人给他们第一个版本App的发布设了时限，临近这个日期的一个多月，技术合伙人发微信告诉李维乐：他要结婚了，事情多，可能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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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乐觉得三里屯是北京和香港最像的一个地方，有一种仿佛异域的繁华感，他喜欢舞台上的嘶喊、英文旋律和暗色灯光下闪烁的啤酒泡泡。在北京的时候，两个人经常过来玩，有时候是庆祝，有时候为买醉。也或者这两个目的在同一天凑到了一块儿。

创业维艰，向前的每一个脚步都很激动，但从头至尾，最大的焦灼是钱。

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是香港人，在北京开公司就是港资企业，需要资金证明、资信证明、律师信等繁琐的文件用于开户和办理支付宝接口，而且需要实体地址。按行情，在北京租一个“只有地址，不能办公”的名义办公室：一个小格子，一年下来要三四万，加上房租，这些成本意味着比普通内地人在北京创业更难。

两个月后，经过代理公司的协助，公司终于办成了。“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时间是五天，人不用出门，把签名寄到需要的机构就行。”李维乐说，在北京他为了那些证件和印章跑断了腿，办事处的大妈特别热情：“哎呦小伙子你应该这样……”鼓励地拍他的胳膊，可就是事难办。

公司成立的那天去KTV庆祝，四小时，六瓶酒，很多热血歌曲的旋律涌上心头。

产品之后落实资金是投资人的死线，到未来的那一刻，真正的创业才算开始。可是技术合伙人非全职，App的进展就很缓慢。在最开始的几个月，两个人像营销电子小鸡那样，在他们知道的所有内地社交平台上为“若驰”做先期推广，打出日本和英国的一些产品，给低价积累粉丝。这成了创业最初的瓶颈，几乎没有人回复他们，两个人经常刷留言到两三点，沮丧地入睡。

“为什么这样?”他们常常讨论很久，这个结果和香港平台的反应迥异。按照最初的设想，内地消费者对海外产品的需求更大。设计方案想了很多遍，每个人手机里都有二十来个电商App，元素反复参考搭配。

除了每天和技术合伙人商量开发进度，在最早期的半年，一切仿佛是停滞的。李维乐劝说投资人的同时，却无法安慰自己。而两度推迟开发周期，他已经感觉到对方口气的冷淡。

（编辑：衡阳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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